一个高速增长的全球大型经济体,正让中国出海企业爱恨交加。
“印度是我们第一个发力的新兴市场,占我们交易总量的90%。但2020年,印度封禁了我们的应用。”
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霞光社。
一纸禁令让他们此前所有的努力几乎化为乌有。“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业务重心转移到印尼,开始开辟东南亚市场。因为印度官方政策上的不稳定性,我不建议中国出海企业把印度作为核心市场。”他发出这样的感慨。
今年,这种情况越发成为悬在出海印度中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小米、比亚迪、富士康,乃至苹果都吃过这个亏。
自2020年6月以来,因为地缘冲突,印度政府依据所谓“国家安全”,连续多轮封禁中国包括TikTok、WeChat、UC浏览器在内超200个手机应用程序,同时多家中企相继被迫陷入税务风波。
甚至这种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措施逐渐演变为一种贸易政策——今年8月3日,印度出台政策,对进口笔记本电脑和个人电脑(主要来自中国的设备)实行新的许可限制。一周后,有报道称印度官方正在考虑对相机和打印机采取类似措施。
去年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曾对印度2022-2023财年GDP增长预期为8.2%,同时预计今年增速将放缓至6.9%。尽管飙升的通胀率可能开始拖累其经济活动,但其依然是全球为数不多的高增长大型经济体。
过去,得益于巨大人口红利、广阔市场空间,以及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,印度一度被视为中国出海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的出海热土。从2014年开始,智能手机、数字文娱、电子商务、本地生活等多个赛道众多玩家纷纷下注印度,将中国成熟的互联网发展模式迁移至印度,也带动了当地的产业升级与投资热潮。
但随着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化、营商环境的持续恶化,加之印度对外政策的朝令夕改,对外企和资本来说,印度市场,正在逐渐丧失吸引力。
印度孟买
2014年,是中国智能手机出海元年。智能终端品牌小米,将印度作为它的出海第一站。依托印度巨量的手机消费市场,小米在印度开疆拓土、迅速崛起。仅两年后,小米与中国制造商OPPO、vivo一起就累计占据印度81%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。截至2019年,小米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出货量已达1亿部。从2018年到2021年,小米稳坐印度第一大手机品牌。
一位印度籍科技记者对霞光社说,2010年左右,印度本来有Micromax、Karbonn、Lava这些本土智能手机制造商逐渐崛起,但随着小米、OPPO、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,以更极致的性价比快速占据印度市场,Micromax等本土品牌日渐衰落、跌出榜单。
也正因为此,中国智能手机首当其冲,成为印度官方限制与制裁的对象。2018年,印度政府对进口智能设备征收20%的关税。2021年12月至今,包括但不限于华为、中兴、vivo、OPPO在内的多家手机厂商都遭到过印度相关部门的调查。
虽然早在2015年,小米就积极响应印度总理莫迪所提出的“Make in India”(印度制造)倡议,在印度开设了第一家工厂,并不断扩大在印生产基地,实现管理团队、硬件制造、软件生态的本地化,但它也没能逃过来自印度官方的制裁。
2022年1月,印度税务情报局(DRI)向小米印度罚了65.3亿卢比(约合人民币5.58亿元)税款。5月1日,再冻结其7.25亿美元(约48亿人民币)资产。
不久前,印度政府再度向包括小米、OPPO、vivo、realme等在内的中国手机品牌提出要求:在印度运营的中国手机品牌,应当任命印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、首席运营官、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高管职位。此外,印度政府还指示这些企业将合同制作工作委托给印度公司,开发有当地企业参与的制造流程,并通过当地经销商出口。
接连的制裁也让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越发艰难。2023一季度小米在印度市场的份额为16%,排名第三,比2022年下降了7%。对此,小米印度业务负责人 Muralikrishnan B 在 7 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小米计划减少智能手机的发布量,将更多精力放在线下零售上。
除了直接封禁和资产处罚外,提高关税壁垒也是印度政府屡试不爽的举措。
2018年,受阿根廷、土耳其爆发金融问题影响,资本开始撤出新兴市场。这导致印度货币卢比贬值,兑美元汇率下跌13%。为了支撑不断贬值的卢比,莫迪政府提高了19个类别产品的进口关税,包括宝石、塑料、家用电器和航空燃油。
而在全球新能源市场中一骑绝尘的比亚迪,也在印度遇到挫折。8月2日,据路透社报道,印度税务情报局宣称,由于比亚迪在印度组装并销售的汽车进口零部件,不符合印度的低税率政策,判定比亚迪需补缴7.3亿卢比(折合人民币约6360万元)的进口关税。而自2022年开始销售以来,比亚迪在印度共出售了约1960辆汽车。
不仅中国企业在印度接连吃亏,全球跨国公司在印度都难逃官方不知何时落下的铁锤制裁。
比如亚马逊2022年6月在投资一家零售集团的交易中,被判定有所隐瞒,并被处以20亿卢比(约1.7亿元人民币)的罚款。2023年3月,印度储备银行( RBI) 以不遵守预付支付工具规则为由对亚马逊 Pay 处以37.5万美元的罚款。近年来,印度税务部门对壳牌、诺基亚、IBM、沃尔玛、凯恩能源等多家外资企业都进行了税务调查并开出了高额罚单。日韩不少企业也面临同样的状况。
监管的不确定性是外商投资的重大障碍,以至于印度因此被称为“跨国企业的坟场”。
印度夜市景观
印度的贸易政策转向,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。
2020年11月15日,覆盖东盟10国及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15个国家的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(RCEP)》签署。RCEP旨在建立统一的市场自由贸易协定,所有成员国将享受到10年内降至零关税的福利。
该协议原本应有16个国家参与谈判,但最后印度决定退出。
印度《商业标准报》评论道,印度政府已转向了尖锐的保护主义立场。此后印度政府公布联邦预算,全面提高进口关税,这是印度于1991年开始向世界开放以来从未做过的事情。
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由来已久。
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,印度以“许可证统治”闻名于世。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,无论是投资、工业、贸易,处处都要政府审批。企业运转的首要目标不是争取获得市场,而是争取获得审批。政治学家刘瑜曾在书中介绍她看过的关于印度改革前的报道:有一个印度企业家抱怨,在改革前,为了购买一台进口计算机,他花了一两年时间,跑了新德里50趟,才获得了批准。今天看上去理所当然的事情,在当时的印度困难到不可想象。
机械的审批制度不仅造成政府效率低下,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。
1991年,印度开始对外开放,将平均关税从1990年的80%以上大幅削减至2008年的13%左右。而在2014年,现任总理莫迪上台后,发起“印度制造”运动,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。
然而印度的战略似乎事与愿违。在推动“印度制造”运动8年后,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印度GDP的13.3%,反而比2015年的15.6%下降了2.3个百分点,为196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
另外,中美的战略竞争,也让印度希望可以从产业链转移浪潮中分一杯羹。但荒诞之处在于,无论专注于提升本国制造业能力的“印度制造”计划,还是试图在中美地缘竞争中坐享渔翁之利的投机做法,都加剧了印度从中国进口零部件和半成品。
对于这种看似产业链外溢到他国、但实际未与中国真正脱钩的现象,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施展在其《枢纽》一书的增订版中写道: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,会有一系列的产业环节(而不是整个产业)转移到东南亚。在这个意义上,中国与东南亚甚至是整个东南亚制造业集聚区加在一起,共同占据枢纽地位;但中国在其中有较强的主导性,这根植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的规模,以及中国在重化工产业上的优势。”
为了“印度制造”而脱离整个东南亚制造业,势必会显得孤立无援。
除了发展本国制造业和中印地缘分歧外,民族主义,本来就是莫迪政府试图重新建构印度民族的一种尝试。
从历史上来讲,南亚次大陆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国家。在英国结束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后,遗留下了“印度”这个民族国家概念。目前,印度国内有2000多个民族,分属于28个邦和6个联邦属地及1个国家首都辖区,共有1652种语言和方言。如何将四分五裂、差距迥异的各个地域整合为一个同质性的“想象的共同体”,是印度历届政府急于完成的使命。
看到了这张大旗如此好用,莫迪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也贯穿其民族主义决策。印度国内媒体充斥着对中国、巴基斯坦、欧洲、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负面报道,媒体观察网站 Newslaundry 的Manisha Pande表示,此类报道有两个目的:将莫迪定位为让印度名声大噪的全球领导人,并宣扬一种全球阴谋压制印度崛起的理论。
在这一理论中,中国和中国企业首当其冲,成为印度旗帜鲜明抗衡的“对手”。比如,在经济上频繁对“中国制造”和“中国投资”设置壁垒。据中国商务部统计,2014—2023年,印度发起的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多达127起,反补贴案8起,保障措施案145起,涉案产品涵盖机电、化工、有色金属、钢铁、纺织等行业。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中国贸易救济调查发起国,以及第一大对中国反倾销案申诉国。
历史的车轮,恍如开回了30年前——同样是对电脑做出一些限制,只不过这次换了个马甲。
来源公众号:霞光社(ID:Globalinsights)赋能企业全球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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